记得当年在第一次听我的美国导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好奇和难以置信。从小接受了家庭深厚的古典文学教育和熏陶的我忍不住想：倒要看看这个“老外”能教出什么来。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了一个起初充满疑问和矛盾、后来却渐入佳境的漫长过程。用英语而且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学术语言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形成了双重的文字障；此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中，可以或应该用现代西方文论的模式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何运用呢？我以个人的经验作为今天演讲的开始，因为觉得也许会引起大家的共鸣，也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一）近年来在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中，学者们比较关注从物质文化的层面切入古典文学研究。物质文化指的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层面，比如说衣食住行等等，它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宗教信仰和哲学倾向，但是反过来物质文化也直接影响着文学。比如说文本的书写、传播、印刷和流传实际上对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宋以前，文学的文本主要是依靠手抄本的方式来流传的，抄写的过程往往充满了“错误”，更不用说有的抄本是根据抄录人的记忆、口耳相传和背诵所形成的了。例如陶渊明的诗文在宋代就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的抄本，出现了大量异文。当原文根本不能恢复的时候，所谓正确与错误的区别已经没有意义了。最有名的异文就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关于“见”与“望”，苏轼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照苏轼看来，“望”是主观的，有意识的，不那么自然，而用“见”字，符合陶渊明自然悠闲的生活态度。苏轼觉得陶一定用了“见”字，因为用“见”字很符合苏轼眼中的陶渊明的文学形象。其实除了陶本人之外，又有谁———哪怕他是怎样的文学大腕儿———有权利对这种修辞上的异文进行选择呢？所以，对异文的选择反映的不是陶渊明这个人，而是反映了做出选择者本人的意识形态。手抄本文化和异文是我今年秋天在哈佛东亚系开的一门课“六朝文学”的重点内容之一，也是我正在写作的拙著《尘几录》的讨论重点之一。再比如MarkLewis在他刚刚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作WritingandAuthority（《写作与权威》）一书中，也对写作使用的物质材料和写作本身的物质性及其对早期中国文化的影响有精辟的探讨。
（二）重新评判和重新理解经典的形成。重写文学史的问题：我们现在阅读的一切往往是经过了“中介”（mediation）的。例如我们现在所知的汉魏六朝的作品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于南朝萧统主编的《文选》，而在很多那时的文集已经佚失了的情况下，《文选》为后世可贵地呈现了汉魏文学的面貌。问题是：这个面貌是一个经过了编辑、加工、删削和取舍之后的图像，即一个经过了中介的图像。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不同时期、不同选本中作品、作家的地位的变化，以及对于同一作家的作品的不同取舍。比如曹操的文学地位是伴随着明代复古思潮得到提升的。而对曹操的文学作品的评价以前非常少。但是到了明朝突然产生了一大批对于曹操诗歌的研究和批评。又如关于谢灵运的文学史地位的问题：五四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初期重新评价经典的时候，大大地提高了通俗文学和白话文学的地位，所以他们往往贬低在很多方面相当有贵族气息的谢灵运，或者不甚重视对他的研究；对于鲍照的作品，现代选本里面的作品也往往是以前———比如说有清一代学者———所不选取的，比如说大量地选择他的乐府诗歌而忽略了他的其他诗作。文学史里面还常常用篇幅来含蓄地表达出一个作家的褒贬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的评价。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和《瓠落的文学史》两篇文章中都对上述问题做过分析；孙康宜在最近的文章《陶潜面具的摘除：经典与读者回馈》以及《诗人兼评论家王士祯：经典与影响的焦虑》则分别讨论了陶渊明、王士祯与经典建构的关系。
（三）消解“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什么是本质主义呢？顾名思义，本质主义认为一种事物、现象、群体等等有着一个单一的本质或者核心。近年来学界走出“本质主义”观念的误区表现在许多方面，不仅存在于汉学领域，也存在于很多其它的研究领域当中。
我们可以从“女性主义”入手，对本质主义加以说明。最初作为政治运动的女性主义建立在一个本质化的女性群体之上，也就是说，所有的妇女都被一视同仁地当成男权中心社会的牺牲品。现在，女性的本质不断受到挑战，而女权主义运动的政治性也就相应在不断地受到消解或转化。因为人们认识到“女性”是多元的，不是只有一种女性。在阅读有关女性的文本时，如果不受到本质主义的干扰，那么往往可以发现：就是在父权社会里面，权力的运作也是极为复杂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性受到压迫”的模式，而许多文本的面目也由此变得丰富诱人起来。比如说对于《莺莺传》，在最近刚刚出版的一本学术论文集《文字之用》里面和在两三年前出版的《中唐文学文化散论》里面，李惠宜和宇文所安二位学者分别对莺莺与张生的形象和他们的关系进行了再解读，指出莺莺这一人物和她与张生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换句话说：消解本质主义不是说取消掉一个事物的本质，而是要求我们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否认一个复杂事物只有一面的简单性论断。比如说中国文化是这样悠久、丰富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任何一面来掩盖它的全体。它既有儒家的因素，也有反儒家的因素，也有儒家试图控制和容纳的因素，还有道家和佛教的因素。难道我们能用“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来一言以蔽之吗？何况儒家文化自身也是一个多元的、不断变化之中的载体。任何一种概括，都有不符合这种概括的“例外”。不是说不可以使用“中国文化”的说法，而是一，要意识到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一个多面体；二，尽量把抽象的概论落实到具体的语境里面，以免简单化和概括化的倾向；三，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认识一个事物或现象的历史性，它在历史中发生的种种变化。
最后，我想谈谈我们在对待西方汉学研究的态度上的一些误区：一，最常见也是最无聊的一种批评就是他们“连中国话都说不好，搞什么中国文学研究！”如果说得好中国话是一个标准，那么每天只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就好了。二，斤斤计较一些细节的错误，忽略其治学手段和学术思想，就好像我看到的一些中国学者在关于西方汉学著作的书评里面所做的那样。三，常常以本土之玉自居，在夸奖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不是说不可以批评或者夸奖西方的汉学，但是我希望看到大家使用一个和对待我们的本土学者相同的标准：既不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夸大他们的成就或原谅他们的缺失，也不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四，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是“我们的”，“外人”的体会不可能和“我们”一样，或者他们研究的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所以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价值。但是试问难道所有中国本土人对于杜甫的诗都只有一种体会和研究方式吗？就算真有，难道本土人的体会和研究方式就是权威性的吗？再试问如果大家的体会和研究方式都一样，那么学术还有什么意思呢？我想，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我们应该有一种真正宽广的胸怀；只有这样，才可以不仅有益于中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使得中国丰富伟大的文学遗产真正成为世界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而不是被委屈地限制在一个由本土之玉组成的小圈子里面。
这里回到西方文艺理论运用的问题。学习西方文艺理论，或者任何东西，都不应该是仅仅学习一些词语，甚至也不一定是其具体的内容，而是应该把握其中的思考方法或者思考角度，看看这种思考方法和角度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此外还应该有一种历史感。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有一个很长的传统，所以我们在借鉴时不应该只取表面，而应该加深自己的学养，了解这一丰厚的传统。其实中国文论也是一样。中国古典文论非常精深，并不是像五四时期的某些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些印象性的个人感想，而是有它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结构，自己的体系。我相信精通两种体系，对我们进行中国古典文学还有现代文学的研究都有莫大的好处。我们常常把古典和传统的东西当成“自己的”，把现代的东西当成“西方的”，有时大概因为觉得吸收了西方的东西太多，忍不住就更是死死地抓住“自己的”东西，惟恐连这一点东西也失去了，变得“一无所有”。这种态度依我看来很不正确，而且对自己是有害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在这里详谈，但是我想说的只有一点：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词汇表上暂时停止使用“中国”和“西方”这两个词，且看看我们是不是还能说得出话，抑或能在短暂失语之后，说出更好的话来。（李冠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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